八十岁的娄阿姨死了，死于谋杀。
她的儿子是个孝子，无论如何都无法对母亲下手。
但是一个图财的护工和一个绝望的儿子，是可以打配合的。
1
我从呼吸科住院部的走廊穿过时，那里已经围上了警戒线。
呼吸科住院部的其他病患，已经被暂时转移去了其他科室的病房。
本想从这走廊穿过，去普外的会议室，看来是行不通了。
“这是怎么了？”
我随手抓了个眼熟的小护士问道。
小护士瞪大眼睛看向我：
“李医生，呼吸科有个患者死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医院里死个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从医院不再安置太平间后，医院的病床上，护工就能为其换好寿衣。
不出半个小时，就会送往殡仪馆。
可我却看见我的老同学从某一间病房走出，他穿着严谨，带着医用手套。
他是一名法医。
我随着法医看去，他穿过几个年轻的小警察，停在了一个眉头紧锁的中年男人身旁。
两个头顶已有些花白的男人，一个身着白大褂，一个身着*绿色警服，正低声讨论着什么。
穿警服那个，是我的丈夫，廖思诚。
这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画框，让我有些不好的预感。
小护士眨巴着眼：
“好像是谋杀呢，警察六点左右就过来了。”
谋杀？！
我万分吃惊，看向我的丈夫，他似乎是遇见了棘手的问题，手指摸索着鼻尖。
我是想停留在这，但手腕的表走向了八点二十五。
八点半我还有个普外与消化科室的会诊，时间紧急，我只能绕路。
“李医生！”
但有个人喊住了我。
那人正从警察围上的警戒线走来，清瘦的个子，灰白的短发，眼眶凹陷着。
露出布满血丝的眼白。
我见过他几面，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呼吸科一位患者的家属。
他八十多岁的母亲常年在呼吸科住院，这个孝顺的儿子虽然请了护工，医院陪护。
他站在警戒线内，我站在警戒线外。
我能清晰听见这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水珠——
“我妈，过去了，但是这事儿有点问题，是我报的警。”
语调的末尾有些哽咽，但吞咽下那悲伤，又有了一丝久违的松懈。
我看着他憔悴的面容，这几年来他确实是幸苦万分。
在医院多年，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事我看过太多。
他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从始至终没有过懈怠。
但我有些不解。
他的母亲因为肺部纤维化问题入院，每天都需要排队等着呼吸机，维持生命。
老人的生命本就如漂浮的枯叶，随时都会下沉。
他似看出了我的心思，揉了揉红肿的眼：
“我早上看见一个护士，进了病房。
我那时候正睡得迷迷糊糊，隐约中看见她取下我妈身上的仪器。
我以为是护士更换换仪器，就没在意，后来护士走了，一直没回来。
我才发现不对。我去床前，发现我妈已经没有呼吸了。”
“护士？”
“嗯，我能确定是护士，穿着护士服。”
这更让我感到奇怪。
有什么深仇大恨，能让一个护士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一个活不了几个月的老人下手。
这灯光照亮的走廊，一时变得阴森起来。
我的手机霎时响起，铃声在这层楼如同惊雷。
其他人朝我投来目光，我赶紧接通手机。
电话那头主任焦急的声音传来：
“你怎么还没来？所有人都到齐了，就差你了。”
男人见我有事，不好意思地垂下头：
“李医生，你快去忙吧。我就是……
就是单纯想来谢谢你，谢谢你为了我的母亲做了许多事。”
“我是医生，应该的。”
一时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老人的模样。
干瘦枯瘪，满头银丝，她坐在轮椅上，或躺在床上，总爱看向窗外的落叶。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即使看见过太多的死亡，我依旧感到难过。
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了一句最无用的“节哀”。
2
我一路走到会议室，心绪不宁。
说起来有些卑劣，我最担心的事，竟然是廖思诚会不会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案子加班。
因为我们已经定下了年假的日期，准备一起去海边，度过我们的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
按照他的性格，一把年纪了，却还是年轻时那副热忱，没有什么事，在他心中比抓到罪犯更重要。
按照他的话来说，他在和真相赛跑。
这些年我钦佩他的工作精神，这精神也一直影响着我，让我对待自己的这份工作，也有了不一样的使命感。
我在和生命赛跑。
但我依旧很想过这个25周年纪念日。
头疼，我敲敲自己的脑袋，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里面已经坐着五名医生，我歉意地冲大家笑笑。
“既然人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
普外主任，也就是我的上司，主持这次的会诊。
就在这间只有几张拼接木桌，和老旧中央空调发出轰鸣的会议室里。
我们，六名消化与普外的医生，马上就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生命走向。
我将眼镜推了推，翻开了病人的资料。
72岁，男，无基础疾病。
脑海里浮现出这个病人的模样，枯瘦如柴，他的三个子女搀扶他来到普外。
几个小时候后，他一霎陷入昏迷，在我们的紧急抢救下，最终脱险，如今正在icu中。
许是住院突然，病人家属都穿着工地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下。
*绿色的布鞋上沾着干涸的水泥。
“病人一开始是腹痛入院，后来检查发现是血栓引起的腹痛。
现在血栓导致小肠坏死，必须要进行手术。”
“这种情况只能切除小肠，除了手术没有别的方法。”
“李医生，你的意见呢？”
我合上了那份病例，取下了眼镜擦拭着：
“以现在患者的情况，不手术就是死路一条。
血栓脱落，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必须让家属尽快决定手术。
患者才能脱离生命危险。”
我的话刚说完，异样的声音就回荡在会议室中。
“我建议家属放弃。”
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个持反对意见的人。
竟然是我们普外的主任。
一时，众人皆有些诧异。
因为这个手术并不困难，患者手术后，能延续几年的生命。
是几年，不是几个月，几天。
再加之患者年龄并不是很大，除了血栓外，其他指标都还不错，没有理由放弃。
但主任却目光坚定：
“这种情况小肠坏死，必须全切。
术后，患者无法进食，将以静脉营养为生，没有恢复正常进食的可能。
手术自费3万左右，术后每天营养几百，活多久，营养费用就要持续多久。
而且，医院，生活基本上没有质量可言。”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主任看了看众人，又将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这个手术对于患者家庭状况来说费用压力并不小，术后持续性话费太高，他们即使能勉强负担，也撑不了多久。
而且患者康复后，也生活得很痛苦，没必要折腾这一家人。李医生，你觉得呢？”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其中一个医生听到“没必要”三个字后，有些激动。
“支出，是家属考虑的事，而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救人，这是医生的职责。
怎么可以放弃一个完全可以救下的生命呢？”
主任的目光还是停留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影响，今天会说出如此感性的发言。
我认真地思索了片刻，依旧坚守了理性，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主任有些泄气。
他皱着眉，叹了口气：
“呼吸科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
那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拖了三年，治一个不可能治好的病，勉强维持生命。”
有人发出了疑问：
“呼吸科那件事不是故意杀人么？”
主任的眼镜在会议室的灯光下反着光：
“这件事，我们就当私下随便聊聊。
我一早来了也和法医交流过，呼吸科的患者是注射死亡。”
会议室里一片唏嘘。
“麻醉剂加肌松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这说明，凶手并不是想要害人，而是想放弃了。”
会议室一时间交头接耳。
我们当然知道，这两种针剂加在一起，无异于是一支“安乐死”。
也就是说，老人是在无痛的情况下，离开的。
会议室里一时又寂静了下来。
主任看向窗外，神色阴霾：
“唉，当然现在凶手还没有找到，凶手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只是怕啊，怕这件事传出去，有人会效仿。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看管医生、值班护士、医院都要受到牵连。”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在众人的静默中选择了折中方式，开了口：
“我们作为医生，不能倾向放弃，我们只能没有倾向。
因为这个病例，手术无疑是最佳选择。
但是，各类事项都要毫无隐瞒的告诉家属，包括术后最糟糕的情况，让家属去抉择。
如果我们开口就放弃了，那完全不懂的家属，是蒙着眼睛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这下大家终于没有了异议。
我们坚持优先手术原则，但保持中立，将最残酷的选择留给家属。
离开时，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最后的发言表示感谢，还表达了一丝歉意。
“昨晚上的急诊，你幸苦了。你明天就休假了，好好休息下吧。
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医院里这些事儿影响了心情。”
我笑着回应，但心里还回荡着刚刚主任说的话。
“主任，你觉得呼吸科的患者，是亲属杀害？”
主任皱起眉头：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
“但是是家属报的警。”
“陪护家属不报警，被医生发现了，不就更奇怪了吗。”
好像是有这么些道理。
并不是我对这件事感兴趣，我只是想尽可能帮助丈夫破案，好让我的假期不要泡汤。
医院里的事儿，我们医生了解的更多。
3
工作途中，我几次路过呼吸科，看着丈夫忙碌的身影。
他们一层一层楼检查着监控，对可疑的护士进行调查。
几次我想发短信给廖思诚，但又怕耽误他，终是忍下了。
从医院停车库开车驶出时，那辆警车还在楼下。
回到家，我将今天换下的衣服收进衣柜，将皮包里的东西取出。
只留下旅行时需要的东西，换上了一个小巧的挎包。
我在卧室来回徘徊，一时间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收拾行李。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手机里没有一条短信，一个电话，想然他还在忙。
我把推出的空行李箱又塞进了角落，拿出冰箱里的剩菜剩饭，放进微波炉中打热。
坐在餐桌前，我看着落地窗传来对面的灯火点点，一时间觉得有些落寞。
但我们这般的职业都是如此，没日没夜的，一个电话就是随时待命的事儿。
上下班时间表写的再好，也赶不上世事无常。
我不能要求病人在工作日病危。
他也不能要求犯罪者挑在工作时间行凶。
我们彼此向来理解，但唯有这一次，我有些希望他能将手中的工作交予同事。
好好休息一下，纪念我们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
忽地，门锁响动，让我惊觉。
我看了眼腕表，才九点。
咔——
门被推开了。
竟然是我的丈夫。
“25周年快乐！”
他穿着警服，手里拎着一个生日蛋糕，用着夸张的音调。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案子破了？”
他摇摇头：
“还没。”
“那你怎么回来了？”
他一乐：
“是不是以为这回我又要加班了？我和同事交接了工作，明天开始，这个案子就不由我管了。”
我瞅着他一身笔挺的警服，拎着蛋糕就要上餐桌：
“所以，你今晚上还要过去？”
似被我看穿了心思，五大三粗的人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开了口：
“是啊，明天才是别人的事儿，今晚还是我的。
一会儿吃完饭，医院，医院员工可真多，不好查啊。你放心，明早的飞机，我记着呢。”
说实话，我心中没有丝毫的埋怨，因为这对于他而言，已经是个莫大的进步。
如果有，那也是埋怨他还不如明早再回，这么来回跑着，多幸苦。
但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他这趟不会白白跑回来，因为我思索了一整天，对这个案子，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因为有些事情，只有我知道。
4
蛋糕盒子打开，中规中矩的玫瑰花奶油，来自这个木头般中年男人的浪漫。
我本想拿出一瓶红酒，但想了想他还要开车去上班，便作罢了。
我拿着刀，将蛋糕均匀切开，装在两个小盘子中。
丈夫接过蛋糕，狼吞虎咽。
他肯定忙了一天，午饭也是随便刨了两口。
“你也吃啊。”
奶油沾满胡茬，他还不忘抬头看我一眼。
“我刚吃完饭，你多吃点。”
我拨弄着蛋糕上的奶油，
“你们这个案子现在查得怎么样了？”
丈夫放下手中的蛋糕，犹豫了半晌。
我明白，侦查期间他并不好说什么。
“没事，不方便说就算了。”
丈夫叹了口气：
“和你没什么不方便说的，是一起谋杀案。
你知道老太太怎么被害的么？
注射杀人，血液中含有高浓度麻醉和肌松剂。”
和主任说得一样。
“这样就很好查了，去查查麻醉室的记录。
再调出监控，医院办公区和住院区都有监控。”
丈夫愁眉不展：
“这些我们当然都想到了，但是监控拍出的画面是一个穿着护士服戴着口罩女人，身材体型都很普通，一抓一大把。
但至少确定了两点，医院取出的，不是外带；
医院的结构乃至摄像头，所有的摄像头都避开了她的正脸。”
“麻醉室有值班医生的，也会有记录。”
“她进麻醉室时并没有值班人员，很顺利地拿走了麻醉剂。”
“那应该是凌晨五点左右。”
丈夫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知道？”
“医院啊，你不是知道吗。
刚好那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丈夫坐直了身，职业性地端详起我。
我笑：
“那现在，你来调查我吧，廖警官，我将把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
5
昨晚我凌晨医院，为了一个半夜跳楼的急诊。
结果是悲伤的，她死在了麻醉台上，还没来得及进行手术。
谁料我正在值班室换衣服，一个背包就砸在了我的身上。
“就是有你这种没有责任感的医生，才会有这么多患者没法医治！”
我看着休息室门口气急败坏的年轻女人，猜想她或许是死者的女儿。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患者……”
我话还没说完，她跑进来捡包的间隙，一把抓住了我头发。
我疼的呲牙咧嘴，还听着她的胡言乱语。
“你害死了一个人，怎么还能睡得着？！”
我理解，她现在很痛苦。
还好几个年轻的值班男医生来得及时，将她硬生生掰开。
但她依旧不服气，眼泪不住地从双眼涌出，痛苦万分。
这种情况时常会发生，突然离世的患者给家属带来重创。
尤其是如这个女儿般，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发泄这苦痛，矛头就很容易指向医生。
但我们依旧会在下一次也会尽上百分百的力，救下或救不下患者，结上新的仇敌。
年轻女人的痛苦变得无力和绝望，她无骨般跌坐在地上，只剩下流泪。
我有些担忧，准备上前相劝，因为如果引起医闹，对医生来说就是灾难。
但偏偏这时，麻醉科的医生从麻醉室走出，年轻女人似乎找了新的发泄口。
她如一头暴怒的猛兽，扑向了那个麻醉医生，一时间麻醉室值班的医生都赶来劝导。
我下意识看了眼手表，凌晨五点整。
6
“那这之后呢，你去了哪里。”
我和丈夫对坐在餐桌的两头，这模样看起来就像他在审讯我一般。
“回廖警官，医院吃了早饭。
回家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又马不停蹄地赶去上早班。”
丈夫摸了摸鼻子，点点头：
“你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出警了。
对了，我听被害人家属说，你和被害人关系还不错，经常去看她？”
说起这事儿，我有些悲伤。我从酒柜拿出红酒，给自己倒上一杯。
“这事儿我正想和你说，因为或许只有我知道。”
如鹰的眸子一瞬聚了焦。
“我两年前就认识娄阿姨了。
她进进出出几次呼吸科，每一次我们都碰上了，久而久之就熟悉了。
从我对她的了解来看，娄阿姨很有可能是自杀。”
丈夫鼻息的笑声就要溢出，他觉得我在说胡话。
“病人连下床都需要搀扶，行走依靠轮椅，怎么可能自杀，天方夜谭。”
他摆摆手，“你的智慧还是用在医学上吧，破案还是差点。”
我端起红酒杯，红酒的颜色映衬得房里一片殷红。
“自杀，不一定需要她亲自动手。”
丈夫眉宇一皱：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第一次见到娄阿姨，是两年前。
因为一个转科室的病人，我来到呼吸科和医生交涉。
离开时，路过走廊，这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忽然抱住了我的腿。
其实她压根就没有什么劲儿，我本可以轻易地甩开她，只是听见她在哀求，让我停驻了脚步。
“姑娘，你把我推下去吧，我不想活了。”
她那瘦高的儿子跑来，一边推走老太太，一边一个劲儿地给我道歉。
当时因为转科室的病人，我时不时会和呼吸科会诊，也经常会去那一层住院部。
我每次路过老太太的病房，看着她毫无生气地插着鼻息管。
躺在病床上，死死地盯住病房的窗台。
后来没过多久，那病床便空了。
我试探性问了问呼吸科的小护士，她们告诉我，老太太出院了。
“肺癌晚期么？”
肺癌晚期基本是没得治了，出院和住院没有太大区别。
小护士摇头：
“这老太太不是，只是肺部有纤维化迹象，其他毛病都没有。
现在不严重缓过去那口气，就出院了。”
我很清楚，这种病是无法康复，不可逆的。
她会在肺部的病变中，慢慢的衰弱，但这个过程并不好说，可能还有好几年。
第二次看见老太太，是大半年后了。
她穿得很得体，和这里的大部分老人不同，依旧是他的儿子推着她，走进病房。
我站在病房边，看着儿子和护工交涉，然后同老太太告别，说下班后再过来。
老太太用手软绵绵锤着床，冲着护工毫无理由地破口大骂，但并未有分毫杀伤力。
儿子实在赶时间，一次次地看手表，最终还是匆匆离开了病房，一路小跑着。
瞧了半天，那护工根本拿老太太没办法。
我干脆走进病房，我正想着如何劝慰老太太好好治病，遵从医嘱。
那老太太却瞧着我，一瞬安静了下来，不再闹腾了。
她看着我的白大褂，就像看见了救星。
“医生，医生，你能不能给我弄点药。”
“你的药，护士每天都给你配好的，你不用担心。”
她眉眼一垮，双手挥舞着：
“不是的，不是的，就是那种可以弄死人的药。”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她的诉求从未发生改变。
我只能解释：
“这种药不可以随便弄的，是犯法的。但是我可以给你拿点其他的东西。”
8
“你给她拿了什么？”
丈夫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那副神态告诉我，他的身体又绷紧了神经，开始了工作。
我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对于他而言都十分重要。
后续精彩内容提前看：
丈夫本想从我的口中，了解更多关于娄阿姨的信息，结婚25年，我俩早已亲密无间，但在这件事上，有一个秘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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