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14日，《Nature》杂志发表了一条新闻“首例猪心移植人体，科学家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报道了近期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团队对一名晚期心脏病的男性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转基因猪心移植，手术顺利，术后患者已能够下床活动。
接收猪心移植的患者叫DavidBennett，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团队对他进行了评估，认为他是一位没有其他治疗选择的终末期心脏病患者，并通过同情治疗的方案，并在年新年前获得了美国FDA的紧急授权批准，可以说动物心脏移植是他最后的选择。
动物器官移植给人类叫做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因此研究人员对猪心进行了基因编辑，将与器官排斥相关的三个基因从供体猪身上“敲除”，并将6个与免疫接收相关的人类基因插入到供体猪的基因组中，还敲除了一个防止猪心脏过度生长的猪基因，目前来看这颗猪心已经度过了超急性排异反应、加速性排异反应、急性排异反应，后期还要研究慢性排异反应的影响。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从事肺移植临床和研究工作的医生来说是非常振奋人心，也引起了我们很多的思考，有没有可能将来的某一天，猪肺也能够移植到人身上？就在我们的思想天马行空之时，我们也迎来了肺移植团队的BigDay——年1月20日。
医院胸外科异常忙碌，肺移植团队将迎来三位患者的新生，一位是因特发性肺纤维化急性加重(AE-IPF)术前行ECMO桥接的老王，一位是左肺移植术后11年、再行对侧移植的老龚，还有一位是右肺移植两次、再行第三次移植的老朱。
他们的故事
老王今年69岁，1月前医生建议老王做肺移植，当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总觉得自己还能“撑一撑”，入院后他总说“元旦时我还在搓麻将”，他没有想到自己所患的特发性肺纤维化一旦急性加重死亡率将非常高，入院后老王1周内缺氧进行性加重，高流量氧已无法维持，患者及家属积极要求行肺移植手术，1月19医院胸外科肺移植团队当机立断，决定启动ECMO支持：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股静脉及颈内静脉插管、ECMO启动，新鲜的血流开放后带着体温涌入ECMO管道，病人的氧饱和度直线上升至%，心率、血压平稳，等一切忙完，已经是半夜，胸外科ICU的李玉萍副主任这才松了一口气，考虑病人病情不稳定，于是她继续留守至天亮。
老龚今年67岁，11医院胸外科做了同种异体左肺移植手术，经过医生及家人的细心照顾，术后恢复良好，他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2年前老龚复查肺功能出现进行性下降，就诊时考虑“慢性移植肺排斥反应”，虽然经过药物调整治疗，老龚仍需要吸氧维持，医生评估后建议再次移植，当时他有所迟疑，1年前，他的妻子经历了一场大病并手术治疗，随后他下定决心再次移植，老龚对我们说“我希望，以后我能像她照顾我一样来照顾她”，于是他坚定地再医院胸外科。
老朱今年50岁，年轻时被“支气管扩张症”反复折磨，远在内蒙古的他长途跋涉来到上海，5医院胸外科做了同种异体右肺移植+左下肺切除手术，年因为新冠疫情，老朱没能及时来复查，再入院时右肺已经“全白”了，在排除了感染等并发症后，考虑“慢性移植肺排斥反应”，年11月2日再次行同种异体右肺移植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很快下床活动，康复非常快。3月前老朱复查时再次发现肺功能进行性下降，需要再次吸氧，而且缺氧症状越来越明显，肺移植团队讨论后建议老朱考虑第三次移植，面对更大的手术风险，老朱和全家人商量，没想到妻子和儿子都非常支持他，老朱说“肺移植已经让我获得了两次新的生命，或许多年后还有比肺移植更好的治疗方法，我希望活着等到那一天”，很幸运，老朱很快再次等来了适合他的供肺。
我们的移植团队
年1月20日，医院远在厦门和广州的取肺小分队五点半开始陆续获取三个供肺，供肺取出全部评估良好。此时的上海天还没有完全亮，寒风凌冽中，肺移植团队悉数到位，陈昶书记、姜格宁主任、朱余明主任、何文新主任、陈乾坤主任详细的查看病人情况并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苏奕亮主任、李玉萍主任从六点半开始陆续转运三位危重病人，其中包括一位气管插管及ECMO转运的病人。三间手术室，在供肺送达前顺利完成了患者病肺的分离工作，供肺到达后移植团队立即分工合作，手术组医师迅速将分离好的残肺切除，同时修肺组医师则对供肺进行修整，在监护仪有节律的心跳声中，移植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按照原定方案，老王成功做了双肺移植术，老龚做了右肺序贯移植术，老朱做了右肺第三次移植，术后生命体征平稳。老龚术后第一天拔除了气管插管，第二天下床活动；老王和老朱也在术后第二天和第三天撤除了ECMO。
在一天高强度手术疲惫之余，我们又陷入了新的思考，尽管我们一天内完成了三台肺移植手术，但看着长长的肺移植患者等待名单，想到一张张焦急等待呼吸困难的面庞，我们无比希望供体肺能来的更多一些、更早一些，这样我们就能为这些终末期肺病患者更早地进行肺移植手术，要知道这些患者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目前我国的肺移植供体捐献数量以及供体肺的维护成功率还远远不够，有相当部分终末期肺病患者在等待移植期间不幸去世，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供体短缺的问题呢？
美国器官移植杂志(AJT)近期报道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团队对一名脑死亡的双肾捐献者进行了双侧肾脏切除，并随后将一头转基因猪的两个肾脏移植入死者体内。死者通过再灌注保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尽管猪肾暴露于人类血压下，血管完整性仍得以维持，未观察到超急性排异反应，猪肾在74小时观察时间内仍然存活，未检测到猪逆转录病*的嵌合或传播，病理活检仅有轻微的微血管血栓形成，猪肾可以产生相当尿量，但肌酐清除能力没有恢复。
从这些大胆尝试来看，似乎猪心、猪肾都有可能在将来运用到临床移植中，那异种肺移植有可能吗？
早在年，Miyata等使用仓鼠作为肺移植供体，大鼠作为肺移植受体，移植后受体存活时间超过3个月，小型动物的异种肺移植成功让学界非常振奋，之后不少学者做了大型动物的异种肺移植，但存活时间都非常短。目前不少学者在研究不同基因编辑的供体猪肺移植入狒狒体内的可能，但存活时间仍然很短。异种肺移植的研究结果令人沮丧，这是因为肺具有一些独特的免疫和非免疫屏障（比如狒狒具有人类没有的抗体，这些抗体会攻击猪器官上的蛋白质），这些屏障阻碍了异种肺移植的进展。为了使异种肺移植成为可能，必须在供体的基因编辑、凝血失调和诱导耐受的新疗法方面进行更多的创新研究，也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异种肺移植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成为新的临床可能，那样的话，医院的肺移植团队就能为更多终末期肺病患者带来希望。
医院胸外科早在上世纪70年代由丁嘉安教授领衔开始进行肺移植动物试验，年正式开展临床肺移植工作，在姜格宁教授、陈昶教授、朱余明教授等的带领下，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厚积而薄发，成就了医院一支技术过硬、合作默契的肺移植团队。近年来，肺移植工作蓬勃快速发展，在年共完成高质量肺移植手术41台，其中包括术前ECMO桥接的危重症肺移植、国内首例COPD合并肺癌行一侧肺全切除术后9年再对侧肺移植等，年新年伊始，已完成各类肺移植手术5台，此次肺移植团队单日完成3台高难度肺移植手术，更是展现了我们团队技术力量的厚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