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医生心中，都有一名“地位特殊”的患者——为他插过食管、数过呼吸、出过“奇招”，拼尽浑身解数从生死一线上拉扯回来。
看他们撤掉呼吸机，肺部恢复干净影像，走出病房，成为医者不言说的小小心愿。
1月27日至3月30日，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北京医疗队，在武汉与新冠病毒展开了漫长角力。他们累计收治患者例，人摆脱了疾病的阴影，回归日常生活。
65天中，医疗队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开头，在特殊环境中与陌生传染病背水一战，也迎来柳暗花明，在逐渐空旷的病房楼中看到武汉的春天。
1月27日晚，北京医疗队飞往武汉途中，北京市卫健委、医院管理医院医疗队长商量落地后的物资安置工作。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1院感“防火墙”
突如其来的未知病毒、临时腾空的普通病楼、连夜砌起的绿色新墙……初抵武汉的医生们，仿佛回到17年前的北京。与SARS抗击的经历形成了独特的北京经验。北京队接管的首个病区，成为当地病区院感改造的样板。
“在这儿打墙吧。”
医院呼吸科医生王维。身在武汉的他，仿佛回到了17年前，被SARS阴影笼罩的北京。
这天是大年初四，疫情下的武汉静悄悄的。听到要破土动工，正在介绍情况的武汉协和西院副院长郜勇愣住了。
封死走廊的院感改造，是北京医疗队贡献的第一个特殊经验。1月27日，紧急集结后的北京医疗队连夜抵达武汉。次日，专医院西院，实地查看病区情况。
医院刚刚腾空了住院楼。两天前，这里还住着肝胆外科、口腔科、骨科等科室患者。接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通知后，医院在每一楼层划分了清洁区、缓冲区和污染区，以门和屏风作为隔断。
来到病区后，北京医疗队专家组提出要“打墙”，形成更彻底的隔离。硬隔断取代门隔断，走廊彻底封死；一侧的两间病房打通，形成一个迂回的通道，让医生与护士出入。
疫情下的武汉，很难找到建筑工人。武汉协和西院综合办副主任吴励志回忆，当地医生动用了私人关系才请来义工；由于交通管制，武汉一度陷入停顿，想去建材市场买隔离材料，他们得开车“偷渡”，出发前就做好了被交警拦下的心理准备。
1月29日上午8点，医院感染科医生苑晓东来到武汉协和西院12楼。经过一夜的施工，绿色的新墙已经打好，用手敲一敲可以听见清脆的回音。轻型材料，这无伤大雅。让他关心的是墙与廊壁间微小的缝隙，意味着隔断仍不彻底。他叫来12楼东病区护士长程小翠，对方会意，帮着将连接处打上了玻璃胶。
这一模式，最终成为当地病区改造的样本。此后，大夫们在陆续新开的病区里遵循统一的进出路线。在清洁区穿上隔离装备，穿过四扇门来到患者面前；抑或在缓冲区内依次脱下防护服，返回清洁区。
严格的院感改造，令经历过SARS的北京医生们记忆犹新。
17年前，苑晓东亲眼看着一堵一堵隔离墙在病房楼内平空而起；医院腾出一栋独立的平房楼收治SARS患者，王维看着它一天变一个样。被选作缓冲区的病房之间，墙壁洞开，为了让医生有更加清洁的空间，缓冲区随后扩大了一倍。
分区、打墙、在防护眼罩内侧涂抹洗手液防雾……往事叠进现实的同时，王维也感受到了诸多不同之处。
17年前，病房里唯一手消毒的方式，是在门把手上裹纱布、喷酒精，离开时伸手摸一摸。17年后，每间病房外都放着专门的手消液，出缓冲区，医务人员要反复十多次手消。
17年前，谁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杀死SARS病毒。王维突发奇想弄来一个电磁炉，在锅子里放上戊二醛，待病人睡下，他就和同事进屋做熏蒸，戊二醛过于刺激，王维的一只眼睛差点失明。17年后，人们知道流水、高温、乙醇都能保护自己，医生离开污染区，会先在淋浴间洗半个小时的澡，回到驻地，把衣服脱下在高温水中浸泡。
驰援武汉65天，北京医疗队实现了“零感染”。
1月28日，医院西院，医生布置隔离病区。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2病区“拓荒记”
1月29日，12层病区开放。1月30日，10层病区开放。2月3日，8层病区开放，收治患者突破百人。一周内，北京医疗队“兵分三路”，成为医院接管病区最多的医疗队之一。
1月29日，进入隔离区，医院呼吸科医生丁新民特别留意了护士站。
这是武汉协和西院12楼。不到24小时的改造后，这里成为北京医疗队第一个病区。早上8点，丁医院，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缓冲区被凿开的墙壁，来不及安上拉门；病房外的走廊上还挂着大红的灯笼。原本，这是一年中最温馨的时节。
没有磨合和适应的时间。丁新民承担“开路”的任务，和医院ICU医生臧学峰、医院呼吸科医生田蓉，首先进入病房。
军医出身的丁新民，拥有丰富的临床与国际救援经验。相比救治患者，更让他挂心的是秩序——患者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进入病区，没有前车之鉴。如果人数过多，全部积压在护士站，一旦发生混乱，会干扰正常抢救。
当天下午3点33分，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患者病情极重，对外界呼唤失去反应。随后3个半小时内，病区涌入13位病人，大部分病情严重。原本，医疗队打算先接诊一批轻症患者，以测试各环节是否顺畅运行。
接诊过程中，丁新民一直注意着护士站的情况。患者入院后，被他挨个儿看着分流进病房，以保证病区秩序；为了应对过多的人数，他用上了部队中“分类检伤”的方式，按照病情轻重调整救治顺序。
12层病区开放后的第二天，10层病区启用了。
医院医生王峰从来没见过这种收治频率。往日，一个病区一天只有3到5名患者入院，来了武汉，病区里每天增加十多张陌生面孔。
“早期人等床很明显，只要有床位，马上有人来。我们开病区很急，的确是外面的患者等不起了。”他说。
医院呼吸科医生李艳闹过一次笑话。有一天，她习惯性地在10楼穿上隔离服，进入隔离病区开始工作，越干越觉得不对，半个小时后突然醒悟，自己现在是8楼的医生。
2月3日，北京医疗队8楼病区开放。这支刚集合没多久的队伍，很快兵分三路，重分阵营。
李艳觉得自己在拓荒。短短一周内，她在三个病区轮了个遍。由于工作楼层变化，和李艳搭班的本地医生，每次都不一样——一开始是耳鼻喉科的，后来变成肝胆胰外科的，最后变成了骨科大夫。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谁，医生们必须在防护服上写下名字。但即使看着名字，李艳也感到十二分陌生，对话之前，先小心翼翼地核对身份：您是协和的大夫吗？
2月2日，医院西院，医护人员穿戴防护服。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3沉重的遗体
在隔离区，王峰第一次上手搬运遗体。短短30米的路程，是他忘不了的沉重。久病的重症患者，新发疾病有限的治疗手段。医生们面对的，是内心深处的沮丧和无力。他们必须背水一战。
CT片出来了。医院ICU医生陆非平心里“咯噔”一下。
患者的肺部，仿佛被一层白纱笼罩，呈现出双肺弥漫性病变。
一般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不会这么重，门诊也很少出现这样的肺炎病人。只有ICU里长期插管的患者，可能出现类似的影像学表现。
患者病情之重，让王维心有余悸。在北京，他没有接诊过新冠确诊者，只听说“新冠比SARS传染性强、危害性小”。现实是，SARS患者的严重程度往往与发烧症状相一致，很多新冠肺炎患者虽不发烧，但呼吸困难、大量检查指标不佳，拍了CT，严重的肺部炎症让大夫们倒吸一口气。
“拖太久了。当时武汉床位紧张，第一批入院患者，基本都在院外等待了很久，许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再加上病毒性肺炎缺乏特效药，治疗手段有限，人们对新发疾病的认识也不够。”陆非平说。
2月上旬的一天，王维在病区中查房，隔壁病房一位患者突然倒在卫生间。他和三位工作人员冲过去，将患者从窄小的门内搬运出来，赶紧进行抢救。之后的40分钟，患者心跳一度稳定，但瞳孔已开始散大，最终未能救回。这边刚忙完，病区里另一位患者又突然去世。
“当时说过与患者保持距离，不要过度接触。抢救完后发现自己衣冠不整，手套也脱下来了，顾不上这些。”王维回忆：“看到人没了，就觉得无力，焦虑，恐惧，每天上班都可能有患者死亡，有些束手无策。”
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来时已经病重，接受药物和给氧治疗，住院没超过一周，某天夜里血氧突然下降。王峰刚接班就开始抢救，胸外按压、球囊辅助通气，用尽了办法，仍没能救回。
特殊时期，无人进隔离区搬运遗体。王峰和搭班的三位同事将老人抬起来，慢慢往门口走。老人的病房在护士站的里侧，离出口大约三十米。王峰穿着隔离服，喘着粗气，他像对待一个活人那样小心地对待遗体。手中的触感僵硬，王峰内心难过极了。
作为医生，王峰见惯生死，第一次觉得死亡如此沉重。
“人类在很多疾病面前束手无策，比如晚期肿瘤。但那些疾病往往持续了很久，给人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没法这样去看待新冠肺炎，这些患者一两个月前还在正常生活，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突然就疾风骤雨，家破人亡。”王峰说。
在严重的病情面前，医生们决定背水一战。
陆非平今年58岁，是医疗队中的“老人”。在同事们的印象里，只要来了病人，他冲得比谁都快。情况最严峻时，他在隔离病房待上三四个小时，查完一轮房，觉得心里不踏实，会反复回到重病患者的床前，有时，一个房间要来上四五次。
臧学峰数过宁辰的呼吸。宁辰入院时即病重，正常人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她在吸氧状态下，血氧也只有80%，严重呼吸衰竭。正常人的呼吸频率，一分钟在20次上下，宁辰达到了40-60次。
看着宁辰扶着床栏、接近濒死状态地喘气，臧学峰拼命思考怎样才能救下她。他尝试教她正确的呼吸方式，但宁辰无法自控；他把病房内所有能用的给氧设备都想了一遍，经鼻高流量外再套上一个储氧面罩，试图让宁辰能吸入哪怕多一点的氧气。
他学会了有些“浮夸”的说话方式：见到一个患者，就大声告诉他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家，这个病见多了，好治！”直到对方的眼里亮起希望的小火苗。
2月25日，北京医疗队医生与专家讨论病人病例。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4漫长的“查房”
从病房出来，看着长长的走廊，李艳一度觉得查房是一件完不成的事。全部病区开放后的第三天，北京医疗队收治患者达人，接近峰值。6台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普通病房里的医生们，干起了ICU的活儿。
武汉协和西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张勇，一度觉得自己被人“挥着鞭子”。他与医院医生张黎明共同负责10层病区。两人颇有一些缘分，张勇的爱人也是医生，曾是张黎明的学生。
这些年，学生一直想联系老师，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聚。
山东人张黎明性格随和，一口方言混合了山东各地口音，很有些幽默，张勇却有点“怵”他。北京医疗队收治的患者中，绝大多数为重症及危重症者，对部分患者而言，常规支持治疗显得不够。
有患者病情加重，张黎医院ICU；床位不够，就催张勇快点去弄机器。“每天被他‘拿着鞭子’在身后抽。他说，能弄来机器我就能插管，尽可能多弄。机器还没到，已经开始设计怎么安排人手了。”张勇说。
“重症病人需要更高级别的支持治疗。在我们病区，至少有五六位患者口唇紫绀、说话断续，有明显呼吸窘迫，需要气管插管。”王峰介绍。然而，用医院ICU，一时没有那么多床位；一些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转运过程存在风险。两种因素，让很多病人无法上机。
三个病区很快迎来收治峰值。2月6日，北京医疗队在院患者达到人，床位接近满员。
一个病区近50人，有时，李艳觉得查房查不到尽头。人多、病重，患者大多焦虑不安，需要大夫抚慰的，除了身体还有心灵。走到病床前，她除了思考治疗方案，还要回应患者的各类问题，往往上一秒还在考虑用药，下一秒就要切换“频道”，思考如何安慰、说服、劝诫患者。常规情况，医生查房到中午就能结束，在隔离区，时间有时会延长一倍。
后来，她尝试调整查房策略。先从最重的患者查起——他们需要更多的专业思考。等完成这些，她心中的大石头放下，可以更轻松地为较轻患者查房，有余力做更多的人文关怀。
很快地，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
2月12日，根据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北京医疗队在每个病区装上了2台有创呼吸机。张黎明所在的10楼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接受了插管治疗。
“在普通病房里做气管插管，医护是要承担压力的，无论是工作强度还是防护风险。但是大家扛住了压力，没有人抱怨，我觉得非常欣慰。”李艳说。
看护插管患者，工作量数倍于普通患者。张黎明介绍，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ICU床护比是1：3，加上隔离病房内护士无法工作8个小时，后者所需要的护士还要翻倍。医生们同样如此，对一名普通患者的查房，数分钟就能完成，进入插管患者的病房，往往一待就是半个小时。
然而，无论是张黎明还是陆非平、王峰，得知有创呼吸机要来之后，第一感觉都是“心里踏实了”。
“就像战士手里有了武器。”陆非平说。
5小心维持的谎言
贾明试图像17年前一样，对父母隐瞒自己上前线的消息。没想到这一次，小心翼翼维持“谎言”的不止他，还有父母。
在与新冠病毒的角力中，一个月过去了。医院ICU医生贾明，本以为自己会像17年前那样，对父母隐瞒得“天衣无缝”。
援助任务来的很突然。1月27日下午，医疗队集合出发，贾明中午才收到消息。行李都来不及好好收拾，却没忘记叮嘱儿子：如果爷爷奶奶问起来，千万不要泄露自己去武汉的消息。
北京医疗队中，不少医生和护士曾在一线抗击SARS，贾明是其中之一。贾明眼中的母亲感性、爱操心，贾明不愿意增添她的担忧。SARS期间，身在前线的他，对母亲坚称自己只是在后方待命。两周后任务结束，母亲下楼接他，才知道他去了哪儿，眼泪当即就掉下来。
这一个月，在父母尝试“拷问”孙子，想问出准话的同时，贾明在武汉小心翼翼地维持“谎言”。他说自己是专家组成员，不直接接诊，但需要参与调研和指导，不能回家。
他按照平日的频率给父母打问候电话，不敢更多、也不敢更少；为了防止被父母发现，贾明甚至连白天的电视采访都拒掉了。
3月上旬，贾明接受了一期深夜档期的电视采访。这个时间点，父母一般已经休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新闻回放，他的脸出现在二老面前。
这一次，老人们并没有吱声。
直到后来，贾明与表妹通电话，叮嘱她别暴露自己的去向，对方惊讶回道：“他们早在电视上看到了。”贾明这才明白过来。挂了这头，赶紧给母亲打过去，张了口“先发制人”：“妈，我电视上表现还不错吧？”双方这才“敞开天窗说亮话”。
3月7日，贾明收到父母写的一封信。
“可能害怕我们惦记，你们都瞒着我们。爸妈知道，这次疫情是国家一个大难，每个人都应贡献力量，你能亲自上战场，我们很高兴，全力支持。”
“家里丽丽（化名）和小璇（化名）给我们买足了粮油副食，水果、新鲜蔬菜都吃不完……特别告诉你，妈妈现在天气好时都能下楼遛弯了。希望你安心工作，多救治病人，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出院。”
“等待你和战友们胜利归来。”
2月7日，北京医疗队病区第一位患者（左1）出院。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6出院的曙光
在漫长的拉锯战中，患者出院，是大夫们最高兴的事。2月13日，北京医疗队的三大病区，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不过，首批患者的出院，让医生们开始看到曙光。
余风出院的那一天，武汉阴雨多日的天空放晴了。
除了是医疗队首批治愈患者，余风还是一名ICU护士。感染新冠病毒后，余风低热、干咳、乏力，2月2日，作为确诊患者入院，经过11天的治疗，余风症状好转，核酸检测“双阴”，达到出院标准。
“她是最先好起来的那一批患者，又是医务人员，送她的那天，我的心情也转好了。”王峰说，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出院，让他压抑的情绪逐渐缓解。
病房的条件在改善。防护物资、医疗设备日渐补足，更多医疗队来到武汉协和西院施以援手，让医生们心情轻松很多。患者们的状态也在发生变化，早先，王峰查房时，患者病情重、精神差，无力交流，随着身体痊愈，病友们开始互相鼓励，主动聊起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2月8日，已发病两周的陈青以昏迷状态入院，血氧饱和度低至60%。在CT片上，陈青双肺几乎全白。王维把影像学资料传回科室与同事讨论，一致评估，“终末状态，没治了”。
王维不想放弃。
王维知道，治疗新冠，激素的使用存在争议：不利于控制病毒感染，可能延长康复期。在SARS时，激素被大剂量使用，带来严重后遗症，这一次，业内对激素态度保守，甚至有人主张完全不用。
然而，只有激素能减少当时陈青肺内严重的炎症渗出，预防晚期肺部纤维化。用，预后未知；不用，死路一条，王维决定赌一把。
相比SARS时期的治疗方案，这次，激素被控制在小剂量。最初的一周，治疗不见效果，他心里始终没底。一周后，陈青的症状出现好转，CT显示炎症改善，王维越来越有信心。最后，陈青顺利出院。
李艳有一位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