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经接下一桩奇怪的案件。
有个“名声很坏”的女人为了自证清白，喝下剧毒农药百草枯，围观的人权当个笑话看，唯独被戴绿帽的丈夫站出来力挺妻子。
我和男人联手，决心赶在女人去世前查明真相。
但真相浮出水面之后，凶手却被无罪释放，而我和女人的丈夫双双被逼进绝境。
女人叫高小燕，很快30岁，医院里，不发生奇迹的话，她会在往后6-10天里的随便哪一天死去。
我们从我安插在村子里的线人那里得知，高小燕的丈夫常年在外，高小燕自己在家耐不住寂寞，“那点事”在村子里人尽皆知。
前天晚上因为这和老公大吵一架，隔天气不过就喝了农药了。
然而李志当晚九点就从数百公里之外赶了回来，出乎我意料的，这个风暴正中“被戴绿帽”的男人全程没说自己老婆一个不字。
李志口中的高小燕勤快温柔，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生活上也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两个人感情也非常好。
从李志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他扯出一个叫马玲的女人，说就是她害死了高小燕。
马玲是李志的舅妈，我们后来在走访中得知，马玲曾骂高小燕是潘金莲，从村东头一路骂到村西头。
村民们对高小燕出轨的事个个言之凿凿，我却越听越头大，忍不住问，都说高小燕出轨，到底和谁出轨？
“你看见了吗？”、“你呢？”
村民们八卦的劲头一下噎住，都说是听说的，但又说不出是谁说的。
到最后，我只勉强锁定了一个被提到名字最多次的“嫌疑人”，李富，高小燕打工的皮子厂的老板。
1
初见李富，他用肥胖的双手给我递来一支烟，我没接，问起了高小燕的情况。
李富腮帮抖动，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指天发誓和高小燕仅仅是工作上的关系，平时对她一点坏心眼都没有。
这种起誓在我这屁用不管，我没跟他多废话，出了办公室就去问他手下做活的其他女工。
她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曾亲眼见到李富把高小燕叫进办公室，关起门不知道干什么。
李富还会在发工资的时候故意问她们，知道为什么给小燕的比给你的多吗？
我觉得不大对劲，又问李富会不会对她们也动手动脚，女工们的表情一瞬变得复杂，犹豫片刻后，点了头。
李富的皮子厂是村里唯一一样女人干得动、还有时间照顾家务的活儿，虽然李富很不老实，但大部分人都忍气吞声干了下来。而我无法确认，李富和高小燕之间究竟是真存在不正当关系，还是像对其他女工那样揩油。
其实这种坊间捕风捉影的桃色故事可信度本身不高，但透过人心去揣测，似乎总会这样——证实一个人有污点容易，证实一个人的清白却很难。
我告诉李志希望今晚就去见见小燕，电话那头，一阵长久的沉默。
李志哽咽地回答我，“请一定要尽快，燕子真的快不行了。”
2
见高小燕之前，我想好了要问什么，但当我亲眼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高小燕时，我张不开嘴。
拉风箱一样的声响从她的肺里传出来，她的嘴、气管，所有百草枯经过的地方都已溃烂生疮，每一口吸进去的气都把她脆弱的气管锉得更破碎。
更绝望的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她无比清醒，她能感受到自己走向生命终点的每一分钟。
只是看着，我都感觉窒息。一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会选择用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太累了。”在粗重的喘息中，高小燕费力地说出了第一句。
高小燕清楚地记得，八年前她嫁入李家的时候，李志瞒着自己找了十辆奥迪车来接亲。
尽管有些心疼钱，但高小燕很高兴，丈夫给足了自己在娘家的脸面。
婚礼办得很热闹，特别是李志单膝下跪给自己戴结婚戒指的时候，高小燕觉得自己认定了眼前这个男人。
婚后夫妻守望，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
当他们迎来自己的女儿时，李志决定出门打工，给娘俩更好的生活。小燕也在皮子厂找了一份工，一边照顾家里一边工补贴家用。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板李富瞄上了她。
有时会趁着干活的功夫故意摸她，结算工资时还会单独把她叫到办公室，趁着递钱，捏着她的手说半天话，还意味深长地说要给她涨工资。
小燕挣脱了往外跑，李富就在屋里骂，“装什么清高！”
婆婆看小燕的眼神越来越奇怪，经常挑剔她打扮、往外跑，舅母马玲就坐在边上帮腔。
发展到后来，婆婆甚至大半夜跑来敲门，说是借针线，进了屋就到处乱翻，离开时还点她，“晚上睡觉关好门窗，省得惹别人嘴碎。”
舅母马玲隔三岔五也来“坐一坐”，一呆一下午，没什么可聊的，坐在客厅嗑瓜子，眼睛却滴溜溜乱转。
每个月结算工资的时候高小燕都在害怕，害怕李富油腻的手又粘上她，更害怕走出办公室时同事们投向她的心照不宣的目光。
高小燕很想打李富一巴掌，但是想到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能让李志在外面少吃一点苦，她就忍了下来。
她也不敢和任何人说，因为她的名声比李富更坏，说出来也没人信。
她以为，只要自己忍住、保持沉默，一切就能归于平静，但直到有一天，才上一年级的女儿哭着回来问高小燕，野种是什么意思？
高小燕问女儿在哪听的这个词，女儿说，同学们都这样骂她。
高小燕说不出话，她搂着女儿，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去学校找老师理论，老师却笑着说，小孩子打闹算不得大事。
高小燕颓然地往家走，她救不了自己，现在连女儿也保护不了了。
她突然发现，自己周围的目光都变了。
不管走到哪都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她靠近，人们又一哄而散；娘家的哥哥打来电话，含沙射影地说让她注意生活作风。
甚至连李志都被她拖累，又是跟父母闹分家，又是跟马玲吵架；每一次李志帮她出头，亲戚们只会更恼羞成怒找她出气。
她置身于空气之中，却几近被活埋。
马玲在街上滔滔不绝“讲故事”的那几个小时，高小燕送走了女儿，把自己反锁在家里。
渐渐地，门外的议论和哄笑没了声音，眼前温馨的小家变得模糊——
她手里拿着喝剩下的半瓶百草枯，想，终于能结束这一切了，只要自己死。
一旁的李志已经泪流满面，我沉默了很久，让高小燕在笔录上按了手印。
按照小燕肺部纤维化的速度，她最多还能等我们两天。
仿佛是为了寻求良心上的安宁，我对李志做了保证，一定让高小燕看见最后的结果，清清白白地走。
3
天色渐晚，看热闹的群众都逐渐散去，巷道上，还有零零散散几个同事继续追问着晚归的村民。
手里沉甸甸的材料都是侦查员们交上来的，已经有近百份了。
我发了狠地带人收集证据，试图拼凑出旁人眼里，高小燕在李家村的这八年。
借着车里昏暗的灯光，我拿出几份来看——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这个事你问别人，他们都知道。”
……
大量含糊不清的证词充斥在笔录里，这和前日里村民们口耳相传的“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并无相似。
我甚至不确定这些材料有没有用。
调查回来的侦查员个个像战败了的士兵，挫败感包围着每个人，但这确实不能怪他们。
谁能想到我们会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为了问到几句真话四处碰壁？
谣言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真的能压死人。
我想过这会有多难，但我还是要试一试，因为病床上的小燕还在撑着，李志也没有放弃。
每天早上八点半，李志都会准时出现在我们局的信访科。
不像别的上访群众扛着骨灰盒花圈闹得惊天动地的，他不吵也不闹，每次来都只说说自己的诉求，然后填一张说明情况的表，在表上签名、按手印，医院赶。
他看起来是那么平静，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地做着这一切，却一天都没有中断。
我知道，越是这样的人，越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还听说，李志已经把自己外地的工作辞了，带着九岁的女儿就住在村里。
他要用自己的信任，改变每个怀疑妻子清白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法制大队长刚来上班就被我堵在门口，我拿着手里的一摞材料，详细地跟他沟通了案件的情况。
大队长看完材料问我，“你想怎么办？”
“够刑拘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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