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沃森文学报
最近几天不断传来的疫情趋缓消息，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春讯。许多发生疫情的国家和地区也终于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严阵以待来控制病毒的蔓延。
无论在哪，这场无声战役中冲在最前线的永远是医护人员。
我们都知道南丁格尔，却很少真正体悟“护士”这一群体的重要性——在病弱的躯体和严肃的治疗措施之间，在个体最脆弱、最易受伤害和最孤单时，正是护士的存在，让我们不再感到孤立无援。
当了20多年护士的克里斯蒂沃森拥有这一职业几乎共通的性格特质：她坚定而温和，果敢又满怀柔情，敏锐又细致入微。她又是特别的，敏感于病人的情绪变化，回应需求、支撑尊严、思考价值，并用畅达的文字记录了下来，比如分享在面对病人时的“表情管理”——
放慢呼吸和动作，专注于表现随和的肢体语言和温柔的微笑。如果护士表现得焦虑，患者会以为自己差不多万事休矣。
我们跟随作者，来到儿科重症病房，看护士给从火灾中生还的小女孩洗头；来到急诊室，和护士们一起应付醉鬼和毒虫。我们会遇见病痛缠身的年长病患，那是社会亟欲忽视的隐形人口。我们也将认识每天开出无数处方药的药剂师，以及太平间里必须目睹家属接受亲人死亡的护理人员。而沃森在父亲罹患癌症后更是意识到：护士所能给予的，并不仅仅是照顾我们的身体，更是守护我们的灵魂。
今天的夜读，为你带来护士沃森的自白——站在手术台边和病床前，被人们认为是“永远的配角”的她们所拥有的丰沛内心世界，以及一颗悲悯之心。
■《护士的故事》[英]克里斯蒂沃森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年推出
1
手术室里的情景对患者来说一定很可怕，但我已习以为常。能习惯这种事情其实挺让人惊奇的。生活并不总是这样。
我亲眼看过的第一个手术是一场心肺移植。那时候我19岁，还是个护士学生。手术格外漫长：超过12个小时。它需要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表现得像一支接力队；但他们手里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人类的心和肺。我那天护理的是一个一直在等待一组新肺的患者：一个名叫阿伦的14岁男孩，患有囊性纤维化症，只能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整日疲惫而虚弱地咳嗽，皮肤灰黄。我帮他做术前准备，把可可油涂在他干干的膝盖上，拿走他的GameBoy游戏机，并发誓会用生命保护它。我用一块三文鱼粉色的、浸过无菌水的海绵润湿他的嘴唇，不想冒一丁点让他接触任何细菌的风险。
星星和月亮形状的光源围绕着阿伦的病床，微微照亮他的房间。在他的床边，继父用蓝丁胶帮他把一个小小的软木公告板固定在墙上，上面是他和朋友们的拼嵌式照片，每个人都在微笑。儿童病房里的个性化装饰很常见。除了穿墙而过的氧气管道和带厚厚透明管子的抽吸器，病房可能就是一间最常见的儿童卧室。
我们聊着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但当搬运工进来帮我把他送到手术室时，他紧紧抓住他妈妈。“我睡着之前别走。”他说，然后望着我，“你会一直在那边吗？”
“我会的。你准备好了吗？”
他摇了摇头说还没有。但我还是朝搬运工点了点头，他们把他的床推出病房，走上走廊。其中一个搬运工是个活泼的小姑娘，一直在吹口哨。儿科病房的走廊墙壁专为孩子打造，上面画着动物和花朵。孩子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推着点滴架，他们的父母或护士在他们身后微笑。搬运工吹着口哨，阿伦又摇了摇头。他妈妈握着他的手，快步跟在床边。我用余光注意着床尾的显示屏，上面呈现的是阿伦的血氧水平。我不会让它掉下去的。“不是现在。”我在心里说，“稳住，稳住。”我听说有孩子被困在坏掉的电梯里，情况越来越糟，等有人找到电梯工程师时，氧气已经耗尽，孩子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我很焦虑，但已经学会摆出护士最常使用的表情。我放慢呼吸和动作，专注于表现随和的肢体语言和温柔的微笑。在解释临床实习对我们积累经验有何益处时，一位护理讲师告诉我们，患者如果看到有经验的护士表现得很焦虑，他们就以为自己差不多万事休矣了。
手术室是一个由走廊和推床构成的迷宫，各处覆着蓝色的无菌罩布，放着除颤器片和难对付的导气管组件。手术室护士的脚步很快，木底鞋在走廊上吱嘎作响，半系半敞的手术罩袍飘动在身后，仿佛魔法师。手术室里有很多设备间，其中一间需要护士跪在地上，拿着检查表，每天早晚各清点一遍：有效期、套数、新订批次的日期。角落里有一台高压灭菌器，一些设备正在那里接受消毒；动脉血气仪可以告诉护士麻醉师进展如何，患者是否有氧或充满二氧化碳气体。蜿蜒的走廊里光线暗淡，空气似乎格外浓重，像承载味道那样承载着记忆。如果听得足够认真，你就能听到它讲的故事，关于被误摘的肾脏，关于停电而发电机没有启动的时刻；再或是关于正在接受除颤的患者氧气还没被移除，发生的一场爆炸，那声响不输炸弹，最后导致麻醉师头部受伤，进了重症监护室。如果墙能讲话。
大多数人都不会留下关于手术室的记忆。我们睡去，然后醒来，无法计较这中间发生的事。手术室护士看到了一切。但手术室又确实是个“生死掌握在他人之手”的地方。大多数时候一切平安，然而一旦出了差错，便会引发一场灾难。当患者状况突然恶化时，原本有条不紊、安静平和、一尘不染的环境就会变成战场。麻醉师会尽最大可能预测哪些患者可能会出问题——肥胖的、吸烟的、怀孕的等等——但总有意外发生。有的患者声称自己在手术中醒了过来，却动弹不得。这种现象可由麻痹剂和患者对同时施用的镇静剂反应不足来解释。有些患者对麻醉药物的反应很激烈，血压会下降到危险的地步，偶尔还会心脏骤停。
我照顾过这样的患者：他们在术后得知手术时情况有些不稳定，但医生设法稳住了局面。护理的语言有时候很难表达。心脏细胞在培养皿中跳动，单单一个细胞。而其他人的心脏细胞则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培养皿中跳动。不过当它们碰到一起，就会以和谐的频率一起跳动。医生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切，但护士知道科学的语言是不够的。手术室护士会把“你丈夫/妻子/孩子在这里死过三回了，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通过大量电流和可能会把肋骨搞断几根的胸部按压，我们已经把他/她救了回来”翻译成一些普通人可以接受的语言。一种奇怪的诗歌。
2
我尽量不去想手术室里会发生什么，不去想所有可能会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我摆出一副“外表淡定，内心慌张”的姿态，直到我们抵达麻醉室，里面充满了令人心安的设备和表情非常放松、面带微笑的麻醉师。“好啊，女士。你好，阿伦。”麻醉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与阿伦对视着，手术助理一直在近旁忙活，准备监视器和贴标签的注射器。我站在床头，离阿伦的妈妈很近，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比如阿伦在麻醉气体的作用下睡着后，同时需要带她出去的几秒钟内，迅速够到并拉她出去。我们不希望她看到患者在被麻醉后的下一个阶段：眼睛被胶带封住，头被尽可能向后掰，一根管子插进他的气管，针头扎入静脉，剩下的衣服全被脱掉。然后我们还会在他的皮肤上涂一层浑浊的铜与必妥碘溶液，直到他看上去不像个人，而像块肉。年，议会成员瑟洛勋爵就术前准备说过：“外科手术不比屠宰科学多少。”外科手术向来被看作比较低级的职业，在中世纪时妇女都可以做。直到8世纪，女性才退出了这一行业，因为外科手术训练进入大学，而当时的女性没有上大学的资格。针对外科手术的态度和公众观念的发展，现在已远远超过针对护理的，而后者似乎还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咬紧牙关，等待着那个糟糕的时刻：孩子即将接受麻醉，父母要向他/她吻别，把他/她交到陌生人手中。我对麻醉师心怀敬畏——尽管就要独自负责一个病情复杂的高危患者，她依旧冷静、镇定，令人心安。
后来有一回，我去手术室和护校同学杰茜一起观摩手术。当时，我同样对麻醉师印象深刻，心怀敬畏，直到杰茜告诉我他们俩之间有一腿。手术过程中，我发现杰茜把口罩慢慢往上推，直到把眼睛都罩了起来。“你干嘛呢？”我问她。“这里的所有人我都睡过。”她说，“除了躺着的那个。”
“忙起来，”我说，“时间过得很快的。”
时间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家人做手术的时候等待，它会变得慢吞吞的，每秒钟都像是一分钟，每分钟都几乎是一小时。如果是我们自己接受手术，时间就过得飞快：我们倒数十个数，然后事情了结。
大手术室里挤满人，但你还是能够听到一根针掉落的声音。外科医生脑袋后面有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面放着一台收音机，但它也很安静。手术顺利时，没人会注意到舒缓的音乐。“把音乐关小点”往往意味着事情出了岔子——动脉割伤、出血、血压下降或心脏骤停。但今天根本没有音乐，说明情况不容乐观。我跟一群医学生和初级医生一起站在观摩台上：大手术室里挤满人是一场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