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是怎么样 http://www.bdfzkyy.com/about/yyjj.html记者/冯晓红赖天莹编辑/刘昭
新媒体编辑/吕冰心
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下，并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两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工作已于2月16医院完成，解剖病理目前已被送检。后续工作将陆续开展，预计10天以内可以得出结论。
2月18日，钟南山院士发言称，十七年前的非典，也是通过尸体解剖了解除了肺部之外，全身脏器受损的影响情况。通过尸体解剖，这次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的表现，和SARS有点不一样，没有严重纤维化，肺泡还存在，但是炎症很厉害，还有大量的粘液，非常黏，这将导致病人的通气不通顺。解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病人的特点，在帮助他们通气上改变一些方式。
参与解剖工作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会长刘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病理解剖可为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和后续研究提供重大帮助。那到底何为病理解剖？为什么它如此重要？病理解剖究竟对疫情防控有何帮助呢？
医学生们的大体老师
遗体解剖，顾名思义，就是对死者的遗体进行全面系统检查及剖验，从而提取有关检材、证据，或探讨疾病的道理等。遗体解剖检查对于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的阐明、疾病的预防等，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为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线索，照亮救治过程中的盲区，拨开笼罩在病区和病灶上方的迷雾。
根据《解剖尸体规则》，这种研究方法大致分三类，即普通解剖、法医解剖、病理解剖。
普通解剖多用于医学院校相关教学，或者科研单位进行人体研究。法医解剖多限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等。病理解剖不仅用于教学，也用于医学研究和医学预防机构病理检测，对于有科学研究价值者、烈性传染病或集体中毒死亡者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刘良提及的遗体解剖，实际上就是一种病理解剖。
在医学界，通常把遗体捐赠者称为大体老师，又叫无言老师。遗体捐赠者在过世8小时内急速冷冻到零下30℃保存，教学时再复温到4℃，从而保持遗体新鲜，让学生在最接近真实人体上进行手术训练，医学生们在他们身上掌握人体基本知识，感受救死扶伤的深刻内涵。
黑死病流行促进遗体解剖
遗体解剖的历史已经有很多年了。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内科医生希波克拉底在科斯岛上创建医学学校，作为解剖学之父（赫洛菲勒斯）的弟子，他潜心研究遗体解剖学，成为备受尊敬的解剖学家。
希波克拉底后，希腊的医学在亚历山大繁盛，希腊的内科医生盖伦旅行到罗马，在动物身上进行尸体解剖，撰写《解剖法则》，流传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盖伦的《解剖法则》一书被证实诸多错误，维萨里时教授的《人体的构造》、阿基里尼的《人体解剖学》等著作弥补了缺失，解剖学进一步发展。
年，医学家蒙迪诺偶然地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做了一次公开的解剖实验，并于次年写出了一部《解剖学》。
年，黑死病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但由于医学不发达，许多病症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患者痛苦离开人世。由于不了解病理，一些有责任感的医生很想通过解剖尸体来了解病因。但是在16世纪以前，教会并不允许解剖尸体。黑死病的流行促使很多医生不顾禁令，决定解剖尸体，检查以发现疾病是如何产生的。
▲14世纪医生笃信鸟嘴状的面具可以预防黑死病（图片来自网络）
在17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创始人之一、意大利的解剖学家乔瓦尼·巴蒂什·莫尔加尼对数百例患者的遗体进行解剖观察，并开始采用显微镜记录。他证明了疾病的症状和器官病变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通过解剖学的变化，可以判定疾病的性质，由此确立了病灶的概念，促进了现代临床诊断学的发展。
20世纪后，中国推广西医流入，带来了人体解剖学的福音，人们开始对遗体捐赠、遗体解剖有一定的了解，逐渐接受遗体捐赠，对于发展我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和提高医疗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今，病理解剖在临床上有不少的丰功伟绩。例如，通过对血液病患者的尸体解剖，发现58％合并霉菌感染，为临床采取相应措施提供了依据；对非典SARS患者的尸体解剖发现，冠状病毒不仅引起肺损伤，还可感染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肾小管细胞、淋巴细胞及血液，为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超薄）断层解剖学中虚拟人的研究，更为医疗、医学教学及科研水平的提高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病理诊断是最高法官
刘良团队承担了这两次遗体解剖任务，他反复强调，病理诊断才是金标准。这里所说的病理诊断，实际上就是指遗体解剖后进行的病理学检查、研究等工作。病理解剖实施团队成员、上海第一批援武汉医疗队领队郑军华也表示，从医学上来说，解剖特别是病理诊断，是我们的最高法官。
现代医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很多疾病均可采用现代化手段得以诊断和治疗，如CT、X线、MRI、免疫检查、无创生化等诸多影像学检查诊断手段，还有脏器穿刺活体检查、内窥镜检查、介入检查等活体检查方法。但在实际的诊断与治疗中，这些方法仍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无法将病灶的严重性、特性、发展趋势等准确显示出来。而通过尸体解剖，能够进行全面的病理学检查，加强对疾病的全面了解。
据统计，各种影像学的正确诊断率为90%左右，而病理检查的正确诊断率则达99%以上。因此，专家称病理检查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病理中的显微镜就像一架望远镜，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裸眼所见的距离，能够把我们的视野变得更远，让我们看得更细、更清楚，结合一些最新的基础研究方法（比如单细胞技术），能够更好地探索疾病过程，使之动态化、清晰化。
就像年爆发的非典SARS，刚开始时认为衣原体是其病原体，直至第一军医大学病理学家丁彦青教授对SARS逝者遗体解剖后，才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广东专家组提出的非典病原体是病毒，不是衣原体的论断。
▲SARS患者遗体解剖的病理切片（图片来自网络）
传染病遗体解剖属高危解剖
新冠肺炎是一个新的传染病，关于传染病的遗体解剖研究已经不在少数了，对患有严重传染病的遗体进行解剖时，传染源可能通过多种途径侵入解剖者的体内，引发相应疾病甚至导致死亡，所以这种解剖方式称为高危解剖。
专家对遗体进行解剖后，会取相应的组织器官，制作成冰冻切片、石蜡切片，之后可以进行各种操作，例如，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等，确定各组织脏器中有没有病毒的抗原存在；利用苏木精-伊红染色法来观察不同组织器官的病理损伤情况等。正是这些病理结果，对于幸存的患者，提供了更多生的希望。
在施行高危解剖时，需要有一个相对合适的场地，不让病原体扩散，而且做尸检人员要有一定的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需至少有两名具有副高级以上病理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医生，其中一名医生需具有正高级病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作为主检人员。此外，还需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需要取得逝世的患者家属同意，签协议告知。
据北青报报道，两名新冠肺炎的大体老师生前被救治20多天，最终还是去世了。病人去世后，郑军华及其团队经过多次沟通后，最终获得家属的支持和理解。郑军华说：如果没有家属的同意，这样的解剖手术是无法进行的。在手术过程中，创口尽量小，术后对遗体进行了修复，减少对逝者的损伤。
既然是高危解剖，在操作过程中肯定需要十分谨慎。据临床资料显示，在进行这种高危解剖时，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解剖室要有足够的空间，避免过度拥挤。需开窗通风和照明，通风良好可减少室内空气被尸体污染，良好的照明能避免操作中引起意外和损伤。
2.解剖者必须穿戴防护衣、护目镜、手套、口罩、靴子等。防护衣要覆盖头颈部，同时对眼睛做好保护，防止体液飞溅，并使用双层外科手套或特制的金属网眼手套。
3.解剖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操作训练，建立操作规程，以防解剖中被刀、剪、尖锐骨头刺伤，解剖后还需冲洗、消毒器械。
4.送检查的标本用密闭容器包装，不能被血液或体液污染，一般病理检查的标本应尽快用10%的福尔马林、95%的酒精或0.2%戊二醛固定，以灭活病毒。
5.结束后，病理专业技术人员应对尸体进行缝合、整理，并进行严格消毒，经卫生处理后，按照规定火化或者深埋。
解剖逝者遗体能为新冠肺炎提供什么支持？正是因为要求严格，对传染病逝者进行遗体解剖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据刘良向北青报介绍，全副武装结束两例解剖手术后，浑身湿透，寒冷，急着回家自我隔离，洗澡吃饭。手术时护目镜朦胧一片，像高原反应一样，第一例做到大半截，出现心慌、头晕低血糖表现，真的体会到医护人员的艰辛和付出。
既然已经证明了新冠病毒本身的存在，还有必要再解剖尸体吗？其实，在疾病的治疗中，不仅要了解敌人的构造，更需要认识敌人是如何破坏人体的。
病理研究就像判官一样，以往，有很多临床不清楚的问题，都能在病理医生的解剖结果中找到答案。例如，肿瘤无论是原发性还是有转移，都需要明确病理位置，以便临床医生采取恰当的治疗手段。当肿瘤还是原发性，并且没有转移时，手术是最好的方式，如果转移了，则要进行化疗或生物疗法等。
同样，对于新冠肺炎来说，如果病理上没有完整的、系统的信息，就不能从整体上解释新冠病毒疾病的病因学和病理机制，无法从整体上认清疾病是如何发生的，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
正像刘良所指出的，新冠肺炎患者肺部会出现毛玻璃样病变，但肺部究竟是怎么病变的，没搞清楚；临床上，患者会出现白细胞减少、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的情况，这比较反常，有些医生也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们也在争论粪口传播究竟存不存在，就需要对从口腔到肛门每个地方做观察取材，看病毒究竟在什么地方，看它的存在是不是受到肠道微环境的影响……
郑军华表示，我们正在逐渐认识这个新病。对于一些危重病人的救治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惑，进行遗体解剖，有助于了解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明确它的病理改变，为今后的治疗提供更多的支持支柱。
▲病理解剖实施团队成员、上海第一批援武汉医疗队领队郑军华（图片来自网络）
例如，CT诊断显示有毛玻璃样改变，事实上我们应该明确这种改变是水肿、感染、纤维化引起的，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诊断、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学机制并不十分明确，对病人体内的免疫性炎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细胞缺氧或用氧障碍，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的临床诊断还缺乏形态学依据，这些都需要通过解剖才能知晓。
丛斌表示，如果我们能从遗体组织内分离出病原体，就可以对病原体外壳的蛋白质等大分子结构进行分析，并可做一、二、三代的比较研究，视其毒力的变化来预测未来的流行趋势。
希望解剖病理送检后将为新冠肺炎的研究和治疗带来一些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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