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年“非典”不同,中医在第一时间就加入了新冠抗疫治疗。新冠病毒“人传人”对外披露后仅一周,国家版诊疗方案即加入中医“协定方”。中医国家队认为新冠疫情为“湿疫”,治疗方针以祛湿为主,旨在削弱人体内病毒的生存条件。北京、广东两支中医医疗医院、医院,接手部分病区的患者,迄今疗效显著,副作用更小。“双黄连抗病毒”闹剧加深民众对中医的质疑,看待中医抗疫应有辩证思维。
黄东晖医生一直都记得,1月29日下午,病区阴郁的味道。武汉那一天是大晴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了刚接手的病区里,但整个病区却像是有一道不透光的墙,压抑极了。
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1月27日随广东医疗队抵达武汉之后,60余位中医医疗队的同事接手了湖北省医院的两个病区,总计70张床位。
这支中医医疗队很特殊,医院、广州中医院医院组成,主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急危重症患者。医疗队的很多人都亲历过年“非典”救治,其中国家援助湖北第二支中医医疗队队长、医院副院长张忠德,以及黄东晖本人甚至被“非典”严重感染过,一度危急,在影像资料中两肺全白,经历死里逃生后,用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康复,肺部没有留下任何斑痕,现在游泳、跑步等剧烈运动也能照常进行。
与此同时,北京医疗队中的一支中医队伍,也在同医院、湖北省医院。
此次疫情防治与17年前的“非典”时期相比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中医很早就加入了治疗队伍,且各级政府不断发文力推。1月20日,就在病毒“人传人”确认后的第二天,首都医科医院院长刘清泉就奔赴武汉;1月24日,除夕夜,医院副院长张忠德一个人先从广州赶往武汉;同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院科研副院长仝小林等人南下,抵达武汉。随后赶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
1月22日,国家《新冠病毒诊疗方案(第三版)》发布,加入了中医处方建议。
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央会议强调要在抗击疫情期间“加强中西医结合”。1月26日,仝小林与中医业内的多位国医大师、专家进行电话会议,商榷中医治疗方案。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第四版诊疗方案》,给出了协定方(中医界特指经过一定时间使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疗效而约定俗成的方子)的具体配伍用量。
从1月20日确认“人传人”起,短短一周之内,国家版诊疗方案中的中医协定方就落定并公布,这样的做法在“非典”时期是没有过的。疫情急迫,病毒传播速度惊人,确定诊疗方向甚为重要。既然是“协定方”,则意味着是供参考用的方子,后续再可根据各地差异,进行方剂调整。
无论是17年前的“非典”,还是新冠肺炎,中医药在此类疫情中的作用时常被坊间提及,却又屡屡被遗忘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它究竟是一种充满争议的经验医学,还是确有疗效的系统医学?如果“非典”时期中医在北京、广东的治疗中功不可没,它治病背后的道理是什么,这回还能用得上么?
患者病情比想象严重,个别人抗拒中药
1月29日是黄东晖查房的第一天。从第一间病房,到最后一间病房,每查一间病房,压力就徒增几分——患者非常虚弱,询问病情的时候,基本上声音都发不出来,气喘干咳得厉害。“给他们切脉,大多数是沉脉、滑数脉,舌苔厚腻,发烧严重,便秘干结,好几天都拉不出来,也没什么胃口。”
虽然医疗队有抗击“非典”的经验,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走进隔离病区的时候,黄东晖仍感觉比想象中要严重,压力也很大。当时,病区改造条件尚未完善,监护仪等医疗设备都没有,交叉感染的危险很大。令医护人员压力更大的是患者的病情,这里两个病区的患者,以老年人居多,最高年龄达到90多岁,很多患者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颇为棘手。
在中医理论中,情绪与疾病息息相关,黄东晖所在的中医医疗队更是深谙此道。他回忆道,1月29日第一次查房时,医疗队就和病人们说,“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我们来了,你们放心,你们会没事的。尤其是我们的队长(张忠德副院长)当年被“非典”击倒的时候,情况要比你严重多了,也被中西医结合方案救了过来,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你一定会没事的。”
△受访者供图
黄东晖回忆,当患者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没什么体力,很虚弱,都挣扎着坐起来,双手合十作揖,来感谢我们。就说一定要我们把他救下来,他们还有很多牵挂。”
第一次查房后,黄东晖和同事们工作到深夜。他们参考国家版协定方,仔细商定中医治疗方案。第二天一大早,熬好的中药就被送进了病房。但有些患者的抵触情绪给医护人员们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至今还有一两个患者拒绝喝中药。只能靠医护软磨硬泡,或者重新调整方案。
黄东晖说,他们虽然是中医医疗队,但在具体治疗过程中强调中西医协同治疗,原则是看哪个方案对病情更有帮助,危重症患者尤其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遇到基础疾病较多的患者,医疗队就会通过远程会诊手段,集全国的中医专家智慧和力量来制定治疗方案。“我们还担心患者出院后的肺纤维化,这个如果不注意,会给患者日后的生活各方面造成很大的伤害。”
很多患者非常焦虑,医生们也用了很多时间做心理疏导。最令黄东晖感动的是,刚开始去给患者做治疗时,很多人的表情都极为淡漠。而现在,“只要一接近他们,马上就拿手挡住说,不要靠近我,会传染给你们。”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通过这种细微的动作就体现出来,非常温暖。
2月5日,黄东晖负责病区的第一位重症患者出院了。她是一名37岁的女性,一开始拒服中药,但在服用中药的第一天,高烧基本就退了。在服药第二天时,身体整体情况更为好转,说了五句话后,才稍微喘一下。大便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开始的便秘到黄色成型。舌苔开始变得淡薄,脉象也开始变得平稳。身体可以坐起来,也可以下床稍微走一下。出院那天,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说如果不是医护人员的专业治疗和精心照顾,可能现在都出不了院。元宵节那天,这名女患者还录了个视频,给还在和疾病抗争的病友们加油,分享她的抗病经验。
迄今,黄东晖所在的病区共收治了60名患者,除了4人是轻症,其他都是重症或危重症。目前,已有19名患者出院,还有22名患者转到了缓冲病房(符合出院标准转至缓冲病房)。重症患者中,经过中医治疗,起效很快,疗效明显。
病房的欢笑声多了起来。有些病区的患者会一起打打八段锦,或者看一些小品、相声的视频,转移注意力。
张忠德在2月14日晚间的湖北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2月13日12时,广东中医医疗队累计收治名患者,其中重症85例,危重病人14例,轻症8例。目前,已出院的患者有19例,另有22名患者符合出院标准,但尚在缓冲病房留观。
北京中医医疗队的带队人是黄璐琦院士,这支队伍也有40名医护人员,医院的一个病区42张床位。截至2月14日12时,累计收治86名患者,其中重症65例,危重症两例。目前已出院33人,其中八人为纯中医治疗。
黄璐琦表示,33名出院患者(包括中西医结合与纯中医治疗)与医院里的西医治疗组做了对照观察,结果显示“在发热、咳嗽、乏力、咽干、心慌、食欲减退等十个症状,比西医组有明显改善”,而且“中西医结合组的平均住院时间,显著少于西医组”。
△受访者供图
“非典”亲历者挂帅
此次疫情中,中医在第一时间就得以介入治疗工作,与17年前“非典”时期发挥作用密切相关。医院的北京医疗队和广东医疗队,二者的领队都是“非典”一线临床治疗的亲历者。
“非典”对张忠德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当时是在抢救患者的一线,不幸感染SARS病毒,濒临病危,在中医介入治疗后逐渐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当时护士长叶欣与其病床相邻,病情更危重,张忠德眼看着并肩作战的同事经抢救无效离世,万分悲痛。此次来武汉,他比其他同事先到的那几天里,一直睡不好觉,最担心的就是队员防护,他希望把同事们“健健康康带过来,也把他们平平安安带回去,一个人都不少”。欣慰的是,广东医疗队目前安然无恙。
广东当年收治“非典”医院,除了张忠德所在的医院,还有一家是钟南山院士领导的广医院(下称广医一院),另一家是国医大师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院。
广医一院在“非典”后曾发表一篇名为《SARS中医药介入71例临床研究》的论文,揭示治疗结果,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患者发热、胸闷、咳嗽、汗出、乏力等症状的严重程度得到显著改善,提出“中药早期介入使用,是SARS成败的关键”,并“可阻断病情向重症肺炎发展而直接进入恢复期”。根据论文统计,71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死亡1人,死亡率仅1.4%。
这篇论文亦有钟南山并列署名。“非典”的经验对此次广东应对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着直接影响。1月28日,钟南山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说,“我们也在考虑中医的作用,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在广东就是这么做,在很多地方也这么做。”他所在的广医一院此次也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尤其是危重症。
北京医疗队也不乏“非典”亲历者。此次国家版协定方的拟订人仝小林就是其中的一员,“非典”医院的临床一线。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试验》报告,仝小林参与了其中内容,对北京的11例纯中医药治疗进行了临床观察,其结论是:普通SARS患者可以单独使用中药成功治疗;中药对退热、恢复淋巴细胞水平和促进炎症吸收有良好疗效;肝肾功能及常规血液测试显示,中药没有明显毒性或副作用;使用中药治疗,可以避免大量使用激素和抗病毒药物的毒副作用。
数位曾亲历“非典”治疗的医生均表示,中医介入治疗后,明显降低激素使用,无论是广东还是北京,“非典”患者后遗症的问题大大减少。
广东一方制药在“非典”后医院供应中药颗粒剂,当时参与其中的一位负责人记得,初期有一位广州的医生用了大量激素,留下了肺纤维化、肺不张的问题,“后来见到他,不能伸直身体,走路也只能趴着。后来的患者用了中药,反而发现普遍好转快,最后钟南山才总结出来,要用中药。”
上海主导“非典”中医治疗的是国医大师颜德馨教授,当时他的医院隔离病房问诊,还对江浙沪其他地区的“非典”病人进行远程会诊。参医院医生回忆,SARS起病迅疾,用西药退烧会出现反复,而中药一般用三天左右,体温就逐渐下来。“颜德馨带着自己七八个徒弟,每天督阵,给患者汤药一天两到三次,有时候一天改一次方,患者症状改善非常明显。”
这位医生还记得,北京当时有不少患者出现了股骨头坏死、肺大泡、肺不张的后遗症,原因是早期会用3-5克甲强龙(糖皮质激素)。“那时候,广州的邓铁涛没有反对用激素,但提出中药对于减少激素剂量有帮助。于是,他在广州主导用中医汤药的做法,从结果看,中西医结合后,激素的用量明显下降了。”
病机在“湿疫”
钟南山1月20日对外确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后的一周内,国家版诊疗意见就给出了中医治疗的协定方,后更名为“清肺排毒汤”,把临床治疗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初期(寒湿郁肺)、中期(疫毒闭肺)、重症期(内闭外脱)以及恢复期(肺脾气虚),分别给出了简洁、具体的推荐处方。
对于新冠病毒,西医治疗的思路是如何对抗病毒本身。目前,业界对一款尚未上市的抗病毒药瑞德西韦(Remdesivir)寄予厚望,但其临床试验最早也要到今年4-5月份才有结果。与之相较,中医的治疗思路不同,简而言之,中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