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深陷泥潭,看到光,却无处逃离。
谈及原生家庭,几乎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都伤痕累累,毫不夸张地说,从来不存在完美家庭,每个家庭多少都带着那么点“病”。
“原生家庭”的关联搜索,几乎都与不幸挂钩。
有些人活在别人羡慕的富裕家庭,在“要什么有什么”的家里,却要不来一点爱,用尽余生自我疗愈;有些人在父母的教育下成为他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在成年以后回忆起家庭却为之颤抖落泪,用尽一切地想摆脱过去;有些经受着父母家庭带来的痛苦,在成年后选择切断这种痛苦循环……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逃离,去切断,去改变。有些人在经历了原生家庭困境以后,有的只是对命运的顺从和妥协。
一个大山里的女孩要逃离她的命运有多难?有人用二十多年去建免费女子高中,即使身负肺气肿、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10余种疾病,依然坚守自己的校园。这就是大山里的女校长张桂梅,她和她的女孩们用命去拼,才获得这么一次逃离原生家庭的机会。
张桂梅教学生涯中,读着读着就不来了是大山女孩的常态。张桂梅明白,班里那些接连消失的姑娘,已经被定下婚事,要出嫁了。
大山女孩子对于她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命运,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砍柴还是耕地,读书还是嫁人,她们命运的每一步,从来都是被家庭父母所左右,早已被决定好的。
张桂梅承认“填鸭式教育”,但是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当人们诟病着“填鸭式”“无法融入社会”等关于张桂梅教育模式的种种时,却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填鸭式”教育对她们来说是挣脱命运的唯一出路。
家庭赋予的人生入场券,早已决定了你的“出路”
郑琼导演作品《出·路》记录了七年内三个地区孩子的成长轨迹,其中大都市北京的袁晗寒和甘肃农村的马百娟,一个活着从来不愁出路,一个过着没有选择的人生。
北京袁晗寒从幼儿园到初中,她都读的北京最好的学校,虽然他考上了美院附中,但是由于挂科过多,她直接就休学。她做过导购,自己开过酒吧,但是都无一例外做不长久,最后考到德国继续本硕连读艺术,嫌德国太无聊回国,后来开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
甘肃农村的马百娟日常生活就是务农、提水、做饭、喂猪,说她的理想是读书上大学,去北京工作,虽然在校长到家里劝了好几次,他爸同意送她读书,但后来的马百娟,只读了一年书就辍学了,上县城找工作没人要,十六岁时被嫁给了表哥。
两个女孩用6年的时间,书写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大城市中的孩子有大把可以挥霍的资本,即使原生家庭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创伤,伴随着人生的迷茫,但是他们依旧有足够多的选择。大山里的孩子的命运,毫无选择的余地,仿佛是从同一个样本拓印下来的复制品,这是名为原生家庭的泥潭。
对于和马百娟一样的大山女孩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更像是资产,出生之时她的生活早就被盘算规划好,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长大,不饿死冻死,就作为家里的劳动力生存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送女孩去读书,是一种“浪费”,女孩就该扶持家里的哥哥弟弟,到岁数了就结婚生子,这都是老祖宗开始就不可改变的命数。
大部分大山女孩跨不过原生家庭这一道坎,她们只能成为自己父母的延续,背负着家庭的困境,并且原原本本地将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逃出命运的循环,这是1%的幸运
地门妹妹生活的凉山雷波县,因为土地荒芜,除了土豆和竹笋就再无其他食物和收入的来源,因此生活非常穷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孩子们长大一点就要外出谋生,如果是女孩,就要准备早早出嫁。
“老师鼓励我们知识改变命运,我就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地门妹妹说,“放弃了,我就永远走不出大凉山了。我不想那么小就嫁人。”
地门妹妹想要走出大山,她希望自己毕业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但是钱永远是压垮贫困家庭女孩实现梦想的巨石。从初中开始,地门妹妹为了凑齐学费就开始每天上山打笋子,摸黑上山穿梭在崎岖的山路中几个小时,一天只吃一顿,好不容易攒够了上初中的学费,然而到了高中,学费成了打笋子也填不满的大窟窿。
就在地门妹妹已经要放弃挣扎,接受自己命运的时候,“授渔计划”给了她继续读书的机会。她成为了四川省档案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也申请到每年元的助学金。
去年,地门妹妹还考上了四川一所高职学院,学的依然是自己喜欢的学前教育专业。如今,正在上大二的地门妹妹成绩优秀,已被老师推荐去一家幼儿园实习,踏出了职业道路的第一步。她拼尽全力,走出了自己家庭的困境,她的选择不再只是嫁人这一条。
腾讯公益平台显示,“授渔计划”自实施以来,共设有项目学校19所,遍布全国11个省、自治区,累计资助全国22个省份、25个民族的余名孤儿、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其中,名学生在资助中接受了大专学历教育,名学生成绩优秀,本科毕业。
地门妹妹是幸运的,她成为了这一千多名学生中的其中一名,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那么幸运。
罗泽尔的团队曾经在年做过一个大型数据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
基于覆盖两万多个农村学生的八个大型调查的数据,著名经济学家斯科特·罗泽尔(ScottRozelle)估计,中国农村学生在整个中学阶段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
也就是说,在个农村初中生中,只有37个可以读到高中毕业,其中,只有23个读的是普通高中。而这23个人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参加高考,并顺利考上大学。而这其中,又能有几个是女孩呢?
教育,总要有人去做
无论是时代如何变化,无论上升通道发生怎样的变化,读书依然是改变阶级和命运的最佳契机,对于小部分人来说,更是唯一的出路。
而这条崎岖的路,是用像张桂梅这样的教育者用血肉所拼成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这么一群人施教者和孩子们为了打破命运的牢笼,负重前行。
支教老师胡兆祥在闭口不谈性的传统小山村里,力排众难,发起性教育课程,疫情封城期间更同事为6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们上网课,他想要在山里的孩子心中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并准备为此付出一生。
云南省五印中学的老师宋璐琪,组织本地的老师,开车单程2个小时,去了60多个家庭,挨家挨户地为学生上课、家访、辅导作业。
北京姑娘璐瑶用十年时间,通过一对一助学、免费参与式工作坊,陪伴了92名封闭、被边缘化的乡村青少年,为他们“造梦”,十年间43名适龄“梦想家”中有41人考入大学,而工作坊、营会项目的主力,已由璐瑶一人,变为回乡全职的“秘书”和其他41位“出栏”梦想家。截至年,项目已累计招募志愿者人,服务乡村孩子超过1万名。
这样的无私奉献一切支教的人还有太多太多。单是胡兆祥、宋璐琪老师所服务的腾讯公益帮扶支教项目,就已累计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多所中小学,输送了超过名老师,广泛影响着超过63万人次的学生。
中国教育之难在于打通毛细血管,触达到那些遥远的角落。虽然国家已经极尽所能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项福利,也不是所有人能通过这一次教育改变自己的人生。大山教育,缺的是更多的张桂梅。
教育,需要有人去做灯燃蜡,亮光照路。施教者和孩子们一样,都要付出生命一般沉重的努力。张桂梅的填鸭式教育,又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