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板车工到“赤脚医生”，再到如今的全国著名专家、感染病及肝病内科学科带头人之一，让首都医科医院教授段钟平感到欣慰的是，踏过的路虽不平坦，但他总算给自己的人生、给社会留下了些有意义的成绩。
段钟平在实验室工作
他走过田间地头，由乡镇、县城来到首都北京，跨越祖国的西部到东部，医院、医院，医院、医院与患者近距离接触。但不管是为重症肝衰竭病人奔波几十年，还是为乙肝病*母婴阻断治疗寻找希望，或者是深入“非典”“甲流”等重大传染病疫情一线工作岗位，他都没有忘记自己从医、做科研最初的想法——为人们解除痛苦。他说：“科学的目的，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技术进步的目标还是为了减免人类的痛苦。”所以，几十年来，段钟平只做有实用价值、群众健康最需要的课题，从不计较成果的排名与个人的得失，受到国内外同行及患者广泛好评。
“波荡”的人生
段钟平的从医道路走得有些波折。
年，他出生在河南省南阳的一个偏僻农村，初中上完就没学可上了。十几岁的年纪，整日无所事事地和同龄人“厮混”，段钟平完全没有对“未来”的打算，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生。“发生了两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第一件事是受伤，第二件事是考大学。”他回忆道。
受伤源于一次野外劳动，段钟平因为不慎摔倒被一根细细的树枝深深地扎到脸上。树枝折在肉里，时间一久，他没了最初的淡定，眼看着伤口化脓、溃烂甚至影响到左眼视力，抹上各种消炎药还都不见效果，心里慌了。往公医院跑了几趟找不出原因，段钟平正心灰意冷的时候，当“赤脚医生”的堂哥及邻村老中医拉了他一把。他们不仅靠“盲法”取出树杈，还用配置的消炎药粉帮他抚平了创口。“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要是也能成为医生，研究配置一些药物或者利用手术刀剪为人们解除痛苦该多好啊！”在段钟平看来，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很深，也是他致力于成为一名医务科技工作者最初的动力。
当医生的想法有了，但真正要去实现并不容易，至少对当时的段钟平来讲还差一阵“东风”。伤口愈合后，他为了生计到磷矿区拉板车。那期间，从考上大学或者中专的几个熟人身上受到启发，段钟平恍然大悟，明白了原来还有考大学这条路可以走，于是一边拉板车干农活，一边翻着借来的书籍成了他的日常。同在一处的工友笑着说他不务正业，他也没时间计较，几番苦读后他终于在年考入了开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现河南大学医学院）。自此，段钟平终于如愿以偿地和医学沾了边儿。
20世纪80年代，段钟平毕业先医院工作5年，从事基层工作。那时候恰逢疟疾横行，他时常就背着一个小药箱、拎着热水瓶到田间地头去，督促老百姓把抗疟剂的药片吃下去。因为很多当地人并不了解疟疾的来势汹汹，嫌弃药苦，所以段钟平坦言“劝”人吃药的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你必须看着他们咽下去，还得让他们张开嘴来检查”。尽管这件事情重复、烦琐，但也正是由于有像段钟平这样的一群“赤脚医生”的存在，把传染病预防工作一点点做扎实，才成功遏制了国内疟疾等传染疾病扩散的整体局势。
疟疾的流行趋势刚刚被打压下去，年的流行性出血热（即肾出血热综合征）又成为新的麻烦。作为病房仅有的3名住院医师之一，段钟平每个月经手的患者多达几十位，但却因医疗条件、临床救治知识有限，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病患饱受消化道或颅内出血等病痛的折磨，束手无策。他深感自身学识、经验的不足，尤其是在年第一次参加完有关肝炎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后。治疗过程中的无力感以及活动中触目惊心的疾病数据让段钟平有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意识到医院逐渐被“淘汰”，要提高，要去解决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问题。于是在那个考研热的时代，他考取了兰州医学院（现兰州大学医学院），师从我国老一辈传染病学家刘逢举教授、郝连杰教授，专攻传染病及肝病研究，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基因扩增、蛋白印迹、免疫组化等实验方法。
取得硕士学位后，他被分医院小试牛刀，主持成立了我国油田系统首个综合肝病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年，他再接再厉，考入首都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加入我国肝病及消化专家王宝恩教授研究团队，开展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中医中药逆转研究并在国际上打响了“第一枪”。他所参加的项目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证明了早期肝硬化是可逆转的，打破了肝硬化不可逆的“教科书式”认知，获得了原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得到行业的广泛肯定。
一群特殊的“亲戚”
和传染病搏斗、考学、做项目，言谈间不难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段钟平特别忙。“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吧！”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过往的经历，他突然打断采访，借着倒水的间隙让自己缓一缓。
看望定西山沟里丙肝患者
“这水是今天早上为了你们来新换的，平时头一天烧的水，我都舍不得倒掉的。”段钟平小心地把水杯递给记者，颇有感慨：“换作以前，我也是第一天烧过的水用不完，第二天就倒掉了，可现在不行了，尤其是从那里回来后。我们倒掉的水可比他们吃的水都要干净。”
“那里”是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小山沟，是全国有名的缺水县和贫困县——甘肃定西县（现定西市）。当地人大都靠天吃水，吃的是沉淀过后都*澄澄的地窖水。而段钟平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与同事们过去一次，和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一起铡草、锄地。“山沟里有多号人在献血的时候感染了丙肝，大概从20年前开始，我就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去看看，以前就给他们买点儿水果，买点油或面，后来就给点儿钱，乡亲们最缺这个。”
20多年来，除了给予他们生活上的资助，段钟平从来也没忘记治病救人，帮助这群特殊的“亲戚”脱离病痛。年的时候，丙肝治疗有了一些进展，段钟平分十几批把他们带到北京，查肝功能指标、做B超、做肝穿刺，“乡亲们都朴实，来了之后不住院，做完B超和肝穿就在对面办公室休息几个小时。20多个租来的行*小床，男男女女睡了一地”。那时候，段钟平和他的团队不仅会负责多人的检查费用，给每个人买好保肝药，还帮他们买好回程火车票。这项工作持续近一年，担心、劳累、缺经费，迄今谈到这些段钟平都不忍说下去。
往返于山沟与城市之间，他几次险些把自己的性命都交代出去。山路险峻，翻过车；山里医疗条件有限，他又在奔波途中得了肺炎，高烧40℃，满嘴的火泡，差点儿就在山里永远出不来。虽几次面临难以想象的困境，但为了一群被他称为“亲戚”的人，段钟平坚持了20多年，别人问他值不值，他说：“那里只要活着的人都认识我们，即使不知道名字，也会知道‘这是我们从北京来的亲戚’。”一年春节的时候，段钟平带着一行人又过去了一次，翻过山头，隔着很远就看到山沟里黑压压的一群人。“知道我下午要过去，他们很早就去等着，还特别温暖地拉着我说话。这么想起来，虽然辛苦很多但也挺愉快的。”他笑呵呵地说道。
肝病来得又急又汹
段钟平说，不止在定西的山沟里，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常会有些人因肝病去世，而且病情来得又急又汹。“可能检查结果刚出来几天，人就不行了。病太重、太快！”的确，临床上夺人性命的肝病类型有很多种，譬如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等，但若要论最为严重的类型那当属急性肝衰竭。
为了实现重肝、肝衰竭的早期预警和规范化诊疗，段钟平作为我国第一版（）、第二版（）肝衰竭诊疗指南牵头专家，也是亚太肝病学会慢加急性肝衰竭共识的起草人之一，主持或参加多个国内外重要共识/指南制定。他还是国际上较早提出肝病“早期预警、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理念的专家之一，通过“三早”、“肝衰竭倾向”和“三级预防”概念的发布，《重型肝炎早期预警和早期诊断的酶联免疫检测板及试剂盒》和《重型肝炎早期预警和诊断的微粒子及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两个试剂盒专利的开发，以及一系列重要的肝衰竭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指标的推广，率先建立起我国首个肝衰竭早期预警指标体系及预后判断体系，使得更多患者在肝衰竭早期得到及时诊治，提高了肝衰竭患者生存率。“做标准也好，做文章也好，都是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点点积累来的。”近20年来，他所在团队发表重肝、肝衰竭相关研究文章百余篇，系列研究成果获得了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创新型科技成果奖、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殊荣。
人工肝技术是肝衰竭治疗的有效方法。在创新并推广肝衰竭人工肝治疗模式、技术当中，段钟平表示，他们十分注重理论和试验研究的结合。理论方面，他撰写的《人工肝治疗学》、《实用人工肝及血液净化操作手册》和《血液净化模式与临床应用》等书籍被誉为人工肝治疗医护人员的必读教材；试验方面，他建立了猪、狗等肝衰竭大动物模型用于人工肝原理的研究，还积极探索了数种新的人工肝治疗组合模式，为进一步解决血浆资源紧缺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医院被广泛推广应用。同时从侧面了解可以知道，在生物型人工肝领域，段钟平是国内较早开展猪肝细胞生物型人工肝研究的研究人员，早在年便牵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生物型人工肝的Ⅲ期临床试验，为领域研究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除此之外，段钟平还热心于普及技术、传播知识、参与公益活动，让更多的患者能够从中受益。他在老一辈专家帮助下，先后创建了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重型肝病与人工肝学组、全国重型肝病及人工肝血液净化攻关协作组，成立了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人工肝及血液净化基金委员会，以团队的形式扩大研究的影响力和范围。同时他作为大会主席召开了10届“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大会”，作为发起人组织了多次实地培训、会议等惠及全国医院的3名医护人员。段钟平认为，把成果做出来远远不够，要做就要做到人人都知道。
从根源上扼住肝病的喉咙
段钟平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问世了，但除了新生儿强制接种，其他选择注射的人却很少，这不是技术环节出了问题，而是科普工作还未做到位。“花30多块钱打三针疫苗，几乎可以保证人以后不会患上乙肝”，这有多少人知道？
乙肝是肝病的一种，也是我国高发病种之一，而
